張宇韶觀點》科技人設的裂縫：徐欣瑩與妙天政治網絡
徐欣瑩主打科技專業人設，卻因與妙天的長期政教網路連結面臨檢驗，考驗其誠信與治理信任。
民主政治保障宗教自由，但公共權力不能因此免於監督。宗教權威與政治權力高度重疊，是前現代政治常見的結構；現代民主則透過政教分際、權力制衡與利益迴避，把公共決策從私人信仰與非正式權威中抽離。台灣歷經民主化之後，這條界線不應重新模糊。
徐欣瑩與妙天的爭議，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是個人信仰，而是宗教、政黨、媒體、法人與選舉之間，是否已形成一套具有延續性的政治網絡。
妙天跨足政治與媒體早有明確軌跡。2019年，他擔任國會政黨聯盟主席期間，同時擔任台灣藝術電視台董事並持有多數股份，台藝台之後因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相關規定遭到裁罰。這段歷史呈現的，不只是宗教人士參與政治，而是宗教權威、政黨組織與媒體資源曾經產生實質交集。
徐欣瑩與妙天之間的連結同樣具有長期性。她過去曾公開表示跟隨妙天學禪多年；投入國會政黨聯盟不分區立委選舉時，不但擔任副主席，更被列為不分區第一名，而當時的黨主席就是妙天。
公開法人資料也顯示，徐欣瑩與如今投入竹北市長選舉的吳旭智，曾同列「財團法人釋迦牟尼佛救世基金會」董事。到了2026年，兩人又分別投入國民黨新竹縣長與竹北市長選舉。從宗教信仰、法人職務、政黨合作到地方選舉，彼此之間並非一次性的政治交集，而是一條持續存在的公共軌跡。
這些資料不足以證明宗教組織直接介入政策決策，也不能據此推論存在秘密指揮鏈；但當宗教領袖曾成立政黨、跨足媒體，相關政治人物又在政黨與宗教法人中擔任正式職務，就不能再以「私人信仰」概括全部關係。信仰屬於個人自由，組織與權力關係則必須接受公共檢驗。
這句話，也正是理解徐欣瑩政治困境的關鍵。
徐欣瑩長期以科技、專業與理性建立政治識別。土木博士、測量專業、科技背景，所傳達的是制度、程序、專業與可驗證性。這套人設真正的價值，不只是學歷，而是政治行為能否符合其所代表的治理精神。
也因此，外界要求她說明與宗教法人及相關政治網絡的關係，並不是對信仰自由的侵犯，而是對公共權力最基本的要求。過去的法人職務是否延續？私人信仰與公共職務如何區隔？如果相關團體未來涉及土地、建築、殯葬、補助或地方政府行政許可，如何處理利益迴避？這些都不是宗教教義之爭，而是行政倫理。
宗教信仰本身與科技專業並不衝突。真正產生張力的，是一名以現代、理性與專業為政治品牌的候選人，同時面對一套跨越宗教、政黨與法人組織的長期關係。科技人設愈鮮明，外界對制度一致性的要求自然愈高。
而這項政治成本，恰好出現在徐欣瑩原本就面臨整合壓力的時刻。
竹北藍白合作破局，國民黨地方整合也尚未完全落定。最新民調顯示，鄭朝方支持度35.1%，徐欣瑩28.7%，差距已拉開至6.4個百分點。徐欣瑩現在面對的，已不只是選票整合，而是政黨整合、政治信任與宗教網絡三個層面的壓力同時出現。
選戰真正棘手的往往不是單一爭議，而是政治成本不斷累積。候選人每多一項需要解釋的過去，就少一分主導未來議題的空間。當競爭對手可以集中談治理、政策與地方建設，自己卻持續被要求說明政治關係與組織網絡，議題設定權自然會受到影響。
鄭朝方目前可以把竹北市長任內的治理經驗，直接轉化為縣長選舉的政治資產；徐欣瑩除了提出縣政主張，還必須同時處理藍白關係、地方整合與妙天政治網絡。兩人的差異，不節是支持度高低，而是誰能把選戰主軸放在未來治理，誰仍被迫花力氣解釋過去關係。
對徐欣瑩而言，這一點尤其敏感，因為「科技」正是她最重要的政治品牌。新竹又是台灣科技產業高度集中的區域，專業、效率、制度與透明，本來就是科技治理最核心的政治語言。既然以科技背景建立形象，就必須接受相同標準的檢驗。
妙天議題真正具有政治穿透力的地方，也不在宗教本身，而在於它碰觸了徐欣瑩最核心的品牌資產：現代、專業與科技。當政治形象與實際政治關係之間出現落差，人設便不再只是宣傳問題，而會轉化為治理信任問題。
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成果，是讓政治權力逐步脫離黨國、家族、派系與各種非正式權威的支配，重新受到制度與公共監督約束。宗教當然有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但只要與政黨、媒體、候選人及行政權力形成密切連結，就必須接受與企業、財團、地方派系相同的檢驗。
新竹選戰中的妙天議題，檢驗的不是徐欣瑩信什麼，而是她能否證明科技、專業與現代治理不只是競選人設，而是一套真正落實於政治關係的制度原則。
宗教自由屬於個人，公共權力屬於全民。徐欣瑩真正需要補上的，不是科技形象，而是這條制度界線。
國會政黨聯盟主席悟覺妙天。圖：翻攝自財團法人釋迦牟尼救世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