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鄭成功 民國的施琅是變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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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龍造：明清時期的海洋中國（時報出版）

一九一二年，清朝滅亡，民國成立。但清亡之後，中國卻飽受一連串的危機所苦，彷彿無情的連鎖反應。在這一段動盪時期，中國曾經歷袁世凱的復辟與五四運動的浪潮，籠罩在軍閥割據的陰影下，接著又是國共內戰爆發。一九三○年代初，各方權力傾軋，國家又陷入第二次中日戰爭的痛苦，然後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第二次內戰。雖有進步發展，但民國時期普遍帶有一股失望之情，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在這個時代，人們普遍有一種情緒，迫不及待想把清朝的遺跡抹去，把清朝當成國家落後、孱弱、被動的象徵。（三之二，摘自時報出版《青龍造》）

此時的施琅就跟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等清代名臣一樣，得不到先前幾個世紀的那種關注。集體的目光反而轉向鄭成功，尤其是日本侵略愈來愈嚴重的一九二○年代與一九三○年代。鄭成功之所以又開始出名，主要是因為他在十七世紀擊敗荷蘭人，解放臺灣，為中國抵禦外國宰制提供有力的典範。其他歷史人物也在民國初年再度獲得推崇，像是抗倭名將戚繼光、抗清名將史可法，以及南宋時堅定抵禦外敵入侵的英雄人物岳飛。妙的是，雖然施琅在為康熙皇帝效力前，曾經是助鄭氏抵抗清軍的一大主力，但他並不屬於這批再獲推崇的人物。之所以略過他，可能是因為他在清代得到過多的崇拜。總之，在民國時期，施琅在人們心目中是個不受歡迎，又或者是不置可否的清代人物，並不待見。在《清史稿》中，雖然趙爾巽認為施琅在平定臺灣的過程中「專其功」，但他對於施琅的成就也沒有太多著墨。雖然以趙爾巽的學問，他對施琅與清臺統一的評價應該要更廣泛且客觀，但身為滿清遺老的他或許是刻意在自己的敘事中淡化施琅的角色。此外，連橫在《臺灣通史》裡對施琅的分析也值得細讀，其論並非直加貶抑，而是透過歷史典故說明施琅行動之情由，既見理解，亦保留感慨，呈現出一種帶有悲劇意味的評價：

施琅為鄭氏部將，得罪歸清，遂藉滿人以覆明社，忍矣！琅有伍員之怨，而為滅楚之謀，吾又何誅？獨惜臺無申胥，不能為復楚之舉也。悲夫！

值得注意的是，連橫是在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圍下寫出他那部《臺灣通史》的。因此，他的邏輯與心態也跟（前面介紹過的）提筆為文的清代士人，或是民國初年的學者（如趙爾巽）大相逕庭。連橫十七歲時，大清在第一次中日戰爭落敗。戰敗的那股國恥迴盪著，感覺連橫受此影響，認為大清是個脆弱、衰敗的帝國，因此沒有什麼溫情敬意與認同感。後來，連橫在殖民時期擔任官方報紙《臺南新報》的主編。從事新聞工作讓他沉浸在民族主義浪潮中，感受到臺灣民眾對於自己本土傳承、語言與文化的深厚情感。在這種脈絡下，他的《臺灣通史》宛如響亮的宣言，強調鑄造獨特且團結的臺灣民族認同實屬必要。施琅代表的不只是為大清臣，他還是臺灣鄭氏帝國的變節者，所以對他做出上述評語也是可以理解的。

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待施琅遺緒的方式相當隨便。福建是唯一與主流不同的地方，當地的學術社群展現出濃厚的興趣，畢竟施琅就是在這裡出生長大的。在福建省的學術圈，尤其是大學學報，施琅相關研究獲得重視，學者從多方面探導這位將領的社會背景與軍事才華。這種敘事類型一直延續到一九九○年代。然而在臺海彼岸，施琅的聲譽則是經歷一波強烈的負面評價，反映出兩個中國之間的競爭。撤退來臺的國民黨政府拿施琅來承擔罵名，把他描繪成背棄鄭氏與反清復明大業，轉為清朝君主效力的變節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革命黨人把鄭成功從覆滅王朝的忠臣，抬高成民族自決的化身。按照國民黨的說法，清朝與滿人就跟共產黨一樣，對正統中國文化造成嚴重傷害。因此，國民黨政府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消弭清朝的影響。身為人們眼中大清與大陸的象徵，施琅因此遭受批評，他的成就也為人所淡化。施琅常常被人貼上「漢奸」、「走狗」、「民族罪人」與／或「貳臣」等負面標籤，而它們都有背叛與叛國的意涵。這些用詞會讓人不舒服地聯想到外來政權清朝與甫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這種政治氛圍中，鄭氏反而成了獨立、堅韌的海上王國的締造者，用來勾勒他們的都是「韌性」與「反抗」的筆觸。

來源：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60727000729-26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