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京華城案判決成負面教材（吳景欽）

吳景欽

台北地院公開京華城案的言詞辯論與宣判之錄影，成為我國司法史上首例。而因從今年開始，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如公務員違背職務受賄罪，將由國民法官參與審理，則在京華城案被告柯文哲所涉此等罪名之裁判，能否成為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典範，卻有值檢討之處。

就北檢起訴柯文哲最重之罪，即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4款的公務員違背職務受賄罪，可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故就北市府對京華城的容積獎勵，柯文哲有否收受來自沈慶京的不正利益，自是此案的重中之重。

而檢方提出有收受1500萬元之事實，並以在柯文哲家所搜得的隨身碟，其中的excel檔記載小沈、1500等字眼為證。惟此檔案乃屬傳聞，因非屬不間斷、準確記載的業務文書，且檢察官也未能證明從採證到鑑定的過程中，是否無受污染、是否無受變更之可能性等，實不具有提出於法庭之證據能力。惟本案法院，並未將此檔案排除或禁止檢察官於審判中使用，甚至認為是屬被告不利己之陳述，雖在無其他補強證據下，認定無罪，卻可能因此產生預斷，致影響其他事實之認定，尤其是關於拆分人頭而捐給民眾黨210萬元之政治獻金，是否為京華城案賄款之判斷。

因公務員受賄罪，一個重要的關鍵，即是職務行為與收受利益間，必須具有對價關係。惟所謂對價關係，並未見諸於法條中，就只能於具體個案，就職務行為之內容、交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賄賂之種類、價額、贈與之時間等來綜合判斷。只是這些考慮因素多屬空泛，致易流於司法者的恣意。

以210萬元的政治獻金來說，檢方雖提出人證、通訊對話等證據，但要非傳聞證人，即是片斷式的通話內容，尤其與檢察官所稱121億元的不法獲利，亦不成比例，能否將此對政黨的政治獻金與容積獎勵產生連結，並因此認定具有對價關係，實有相當大之疑問。或可謂，此金額僅是前金，後面還有更多後謝，若果如此認定，就屬一種臆測，實就嚴重有違無罪推定與證據裁判原則。故法院採信檢方所舉之證據，並因此為重判，未來於上訴審，必會成為最重要的指摘與攻防對象。

至於因受賄被判有罪，而被吸收掉的公務員圖利罪，依據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必須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直接、間接圖私人不法利益，並有人因此獲利者，才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惟此等有關容積獎勵之法規範乃屬龐雜，亦有諸多規範衝突，但在法院未同意找法律專家來為鑑定下，有無違背法令之認定，恐又委之於深不可測的司法者之內在意志。而雖有同案被告，於偵查中承認違背法令，但有多少是基於自由意志、有多少是因害怕遭重判，而不得已為自白，實為司法者必須顧慮之事，若視若無睹而一律採認，就與非任意性自白禁止之原則相違背。尤其是有被告，因否認有違背法令之事實，卻遭重判之結果，更侵蝕不自證己罪權之核心。

總之，如此受矚目的案件，若判決依據，處處充滿傳聞、臆測、意見等證據，又碰觸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罪疑惟輕、證據裁判等等刑事司法原則，實難為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重要標竿，反成為必須為警惕的負面教材。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来源：中時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