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從派系共治到信賴聯盟 兩岸政策彈性極小化(柳金財)
民進黨全代會改選後,黨內權力結構由傳統「派系共治、合議協商」,逐步轉向「主席主導型聯盟」。以賴清德主席為核心的「信賴聯盟」,結合新潮流、民主活水及綠色友誼等系統,超過半數,掌握中執會、中常會的重要席次
柳金財
民進黨全代會改選後,黨內權力結構由傳統「派系共治、合議協商」,逐步轉向「主席主導型聯盟」。以賴清德主席為核心的「信賴聯盟」,結合新潮流、民主活水及綠色友誼等系統,超過半數,掌握中執會、中常會的重要席次與實質主導權。這不僅影響地方選舉提名與資源配置,亦對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形成機制,及未來兩岸互動產生結構性影響。
首先,兩岸政策形成機制呈現權力集中、執行力提高,但彈性下降。既往民進黨兩岸政策多由不同派系協商形成,英系較強調維持現狀與穩健治理,正國會偏重本土意識與國家正常化,新潮流則重視執政穩定及政策執行。不同派系雖存在路線差異,卻也形成相互牽制、調整與校正的機制,使黨中央在兩岸論述上保留一定模糊性與政策彈性。
然全代會改選後,兩岸決策權更加集中於黨主席、國安團隊與核心派系聯盟。賴清德的兩岸論述,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民主與威權對立,以及強化國家安全韌性,更易轉化為全黨共同路線。中常會及中執會主要功能,可能由過去的路線辯論與派系協調,逐步轉為政策背書、資源整合與執行動員。
其次,此種模式的正面效果,是決策速度加快、政策訊號一致,政府、黨中央與地方黨部較不易出現各自表述混亂局面。面對中共軍事壓力、認知作戰及國際安全合作時,也能提高政策貫徹能力。然其負面影響是黨內制衡與修正空間縮小。非核心派系若轉向依附權力中心,可能不願公開提出不同意見,使兩岸政策較難因應國際情勢、產業需求或地方民意進行細緻調整。
復次,兩岸官方對話中斷可能長期化。大陸當局長期將賴清德,視為具有鮮明台獨立場的政治領導人;當其在黨內權力進一步鞏固,更可能判斷其黨內已缺乏足以幾近強硬路線的溫和力量,尤其英派勢力明顯下滑。在既有政治前提未改變的情況下,兩岸官方制度性溝通,於總統選舉前恢復的可能性偏低。
再者,雙方可能形成更穩固的「安全困境」。賴政府將持續強調國防改革、社會韌性、反滲透及民主夥伴合作;大陸則可能採取極限施壓,增加軍事演訓、海警執法、經濟限制及灰色地帶施壓。雙方均以對方威脅作為強化自身政策的理由,使對抗呈現自我強化的敵意螺旋效應。
最後,兩岸交流將更加政黨化與地方化。無論綠和藍地方首長在城市交流、觀光、農漁產品採購及文化往來上的自主空間,嚴重受到綠中央國安政策約束。大陸則更傾向繞過綠中央,直接與藍白黨及非綠地方政府接觸。此一差異化交流策略,雖可維持部分民間互動,卻也可能使兩岸議題進一步成為台灣內部政黨競爭工具。
兩岸議題將持續外溢至地方選舉,地方選舉中,民進黨雖會主打地方建設、社會福利及治理能力,但若在野黨以「和平與戰爭」、「交流與對抗」作為攻防主軸,綠黨中央仍可能將選舉提升為國家安全與民主防衛的選擇。地方選舉因而難以完全排除兩岸及國安議題。
同時,台海問題將更深嵌於美中戰略競爭。權力集中的民進黨政府,較能快速推動國防預算、供應鏈安全、全民防衛及與美日合作。然若美中關係突然緩和或升高衝突,台灣可能因兩岸政策缺乏彈性,陷入戰略被動困境;既可能遭受大陸更大壓力,也可能受到美方要求維持克制。
綠全代會後的權力重組,利於賴整合黨政資源、統一國安論述,卻也削弱黨內多元意見與政策校正能力。對兩岸關係而言,大陸將更難期待透過綠內部派系牽制來改變賴政府路線,反強化軍事、經濟與政治壓力;未來兩岸關係可能進入「強硬政策相互鞏固」的長期競爭狀態,此更凸顯兩岸亟需保留危機溝通、政策調整與避免誤判的空間。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來源: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725002971-26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