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述斌專欄》印度移工來了 我們準備好了嗎？

方述斌

在當前全球化的勞動市場中，引進外籍移工早已不是新議題。然而，當政策推動缺乏透明度、社會溝通不足、配套制度未臻完善時，任何原本可被理性討論的政策，都可能迅速轉化為撕裂社會信任的引爆點。近期圍繞民進黨政府擬引進印度移工的爭議，正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

首先，從政策脈絡觀之，政府早在蔡英文執政時期，即於2024年與印度簽署勞動合作備忘錄（MOU），顯示引進印度勞動力並非臨時起意，而是延續性的政策規劃，而後賴清德政府持續推進相關行政作業，甚至已進入實質引進的準備階段。問題不在於是否引進，而在於政府對此一長期規劃，始終未能誠實、清楚地對社會說明，又試圖在輿論壓力下拼死推卸責任，進而利用—貫擅長的製造道德口號來情緒勒索人民，甚至將爭議轉嫁至在野陣營，這才是信任崩解的真正原因。

但更叫人深層不安的原因，來自於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即引進印度移工的額外風險，並非對於單一族群的偏見，其實早已有前例。

不可否認地，在多個國家的移工管理經驗中，部分來自印度的外勞確實特別引發當地社會對公共秩序與性別安全的爭議，這些爭議形成背後的真正原由，相信對於許多曾經至該國深度旅遊或者有機會生活在眾多印度移工地區的人而言，那真是寒天飮冰水、冷暖自知了。

在公共領域而言，造成這些爭議的因素往往被歸納為與印度境內長期存在的社會結構問題有關，例如種姓制度造成的生存環境及生活教養的極化，以及普羅大眾對異性缺乏基本尊重的傳統習俗。這些特殊文化因素在跨國勞動流動中，皆可能轉化為與當地文化的衝突與當地政府治理的挑戰，這絕非對於單一社會的歧視，而是許多國家在實務經驗中反覆面對的挑戰。

正因如此，這個問題的關鍵從來不是我們「要不要引進」，而是我們「是否有能力承擔這些已被驗證的風險」。

以新加坡為例，它確實成功將移工對社會秩序的衝擊降到相對低點，但其背後並非偶然，而是建立在極為嚴密的制度之上，它具備了高度嚴格監管的雇主責任、不容矇混的居住與行動規範，以及以超高效率與超高強度著稱的執法體系。換言之，新加坡並不是沒有風險，而是它有能力壓制一切風險。

反觀台灣，現實卻令人難以樂觀。截至2026年初官方統計，失聯移工（即逃逸外勞）人數已逼近9萬3千人，占總體比例約一成。這意味著在既有制度下，政府連現有移工的流動與管理都無法完全掌握，又如何能夠在缺乏有效法律規範、查緝效率有限、制度漏洞長期存在之際，再次大量新增其他勞動來源，這種輕率和莽撞只能放大與惡化既有問題，引發嚴重社會不安。

更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在推動政策時，幾乎未提出足以回應社會疑慮的配套措施。沒有看到更嚴格的管理機制、沒有看到針對性別安全的預防設計，也沒有看到對地方社會承載能力的完整評估。在此情況下，引進更多移工不再只是單純的經濟決策，而是將潛在的制度風險直接轉嫁給整體社會承擔。

當然，理性的討論必須避免將問題簡化為對特定族群的標籤化指控。但同樣地，政策制定者也不能以避免歧視為理由，對已存在的國際經驗與治理挑戰選擇性失明。真正負責任的政府態度，是在尊重人權與維護社會安全之間，建立一套能夠說服人民的制度設計。

因此，當前爭議的核心，不應只是政黨攻防，而是三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第一，政府是否誠實面對國際經驗所揭示的風險？第二，是否具備如新加坡般的制度與執法能力？第三，在現有管理已顯失控的情況下，是否仍有資格擴大引進？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那麼任何關於補充勞動力的論述，都只是將短期經濟需求，凌駕於長期社會穩定之上。

政策可以推動，但風險不能假裝不存在，當一個政府選擇忽視其它國家已經付出的代價，最終必須對所有痛苦買單的，往往就是自己的善良人民了。

（作者為海外作家）

来源：中時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