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中央研究院與基礎科研的角色定位（徐作聖）

第35屆中央研究院新科院士名單公布，共有19位新科院士，其中兩位來自企業界，再次引發社會對院士制度的討論。相較於院士人選，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央研究院在國家科技治理中的定位。全球科技競爭已由個別研究成果，逐步轉向大型科研平台、跨領域整合與國家科技治理能力的競爭。中央研究院作為台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如何因應科研體系的新變化，已成為科技政策的重要課題。

中央研究院長期肩負基礎科研、人才培育與學術發展的重要使命，院士制度代表學術研究的重要榮譽。多年來，中研院在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累積深厚成果，對台灣學術發展具有重要貢獻。然而，全球科研模式近年快速演變，知識生產方式、科研組織與科技治理同步重組，國家競爭力已不再只取決於論文數量或個別研究成果，而在於整體科研體系的整合能力與制度效率。

二戰結束後，美國科技政策奠基者 Vannevar Bush 在《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中提出，基礎研究是國家創新的源頭。這份報告奠定了美國戰後科技政策的重要基礎，也深刻影響世界主要科技國家的科研制度。此後數十年間，美國及其他科技先進國家持續以基礎研究為核心，建立國家實驗室、重大科研平台與大型科技工程，逐步形成基礎科研、工程技術與產業創新相互支撐的科技發展體系。

近年來，科研活動持續朝平台化發展。大型科研平台整合基礎研究、工程驗證、資料分析與技術開發，不僅縮短知識轉化的時間，也提升跨領域協作效率。科研組織逐漸由學科分工轉向系統整合，重大科技突破往往來自長期累積的科研能力、工程能力與組織能力，而非單一研究團隊或個別技術成果。

這樣的變化，也重新定義了基礎科研與科技治理的關係。基礎研究仍是知識創新的源頭，但其價值已不再停留於學術成果本身，而是透過科研平台、工程驗證與制度整合，持續轉化為國家科技能力與產業競爭力。科技治理的重點，也由單一研究計畫管理，逐步擴展到跨部會協調、重大科研平台建設及長期資源配置。

中國大陸則依據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持續推動北斗衛星導航、高端製造、生物醫藥、新材料、人工智慧、新能源等重大科技工程，大型科研平台、工程體系與產業布局同步發展，科研能力、工程能力與產業能力持續累積。不同國家的制度設計各有特色，但共同趨勢都是以重大科研平台、長期規劃及科技治理能力作為科技發展的重要支柱。

相較之下，台灣近年推動新能源、生醫、人工智慧、無人機等國家型計畫，多由不同部會分別執行，科研、人才、產業及資源配置仍較分散，重大科研平台與跨部會整合仍有提升空間。科技政策也常隨行政調整而改變資源方向，科研組織與工程能力不易形成長期累積。

在這樣的國際發展趨勢下，中央研究院的定位也值得重新檢視。中研院仍應維持國家基礎科研核心的角色，持續支持前沿研究與知識創新，同時強化跨領域知識整合、重大科研平台建設與科技治理功能，串聯大學、國家實驗室、法人研究機構及產業界，形成更完整的國家科研體系。

中央研究院成立於特殊歷史背景，政府遷台後承續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任務。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台灣高等教育與科研體系已趨成熟，大學已成為基礎研究的重要力量，中研院則可逐步將功能提升至國家科研整合平台，集中推動重大科研平台建設、跨領域知識整合、系統工程協調及科技治理，進一步提升整體科研效率與國家創新能力。

第35屆新科院士名單公布，再次提醒社會關注院士制度，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中央研究院在國家科技治理中的角色。未來科技競爭，比拚的不只是論文數量，也不是單一技術突破，而是科研平台、組織能力、制度整合與長期累積能力。中央研究院持續深耕基礎科研，同時發揮國家科研整合樞紐的功能，串聯知識創新、重大工程與產業發展，將有助於建立更完整的國家科技治理體系，也為台灣下一階段科技發展奠定更穩固的制度基礎。

（作者為退休科管教授、TAIA專欄作家、新興產業評論人）

來源：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722002933-26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