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美伊終戰分歧：重新定義「勝利」（吳芳銘）

吳芳銘

如果把戰爭理解為單純的軍事較量，美伊戰爭很容易得出「美國擁有壓倒性的空中優勢，伊朗則承受巨大軍事壓力」的直觀結論。但已經打了超過160天的持久消耗戰，重點不只誰摧毀了多少目標，而是透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對手拒絕按照你的規則定義「勝利」時，再強大的軍事力量，也可能陷入戰略困局。

美國要的勝利，是迫使伊朗接受條件、削弱其軍事與核能力，最後坐上談判桌，以一紙協議確認戰果。這是典型的「決戰—談判—收尾」的傳統模式。

但伊朗的戰略目標與此套路不對頻。伊朗的邏輯是：首先，從未想過要擊敗美國，重心也不在摧毀美軍；其次，只要政權沒有垮台、軍事能力未被徹底毀滅，飛彈仍能發射、談判籌碼猶在，就可以宣稱自己「沒有被打敗」。

易言之，這是一場「勝利定義」的戰爭。美國先以精準斬首、後以猛烈攻擊及威嚇的極限施壓作戰，伊朗抱持的態度是打滿12回合仍站在擂台上不倒下。美伊呈現兩種作戰目標的成本結構完全不同，前者必須持續證明自己的壓倒性優勢；而後者只需要證明對手無法完成最後的致命一擊。

因此，伊朗採取的並不是要與美軍對稱作戰，而是拒絕進入美國最擅長的戰場，具體呈現於三方面：第一，美軍摧毀雷達、基地與各種設施，伊朗便把軍事能力轉入更分散、更地下化的體系；第二，美國依靠航母與制空權施壓，伊朗則把打擊目標轉向美軍在中東的基地與盟友體系；第三，美國希望透過軍事壓力逼迫談判，伊朗則利用海峽、能源與區域代理網絡增加對手的政治成本。

這就是「不對稱戰爭」的棘手之處：弱者不需要在強者最擅長的項目上擊敗強者，只需要讓強者無法獲得足以支付戰爭代價的成果。

尚且，美國與盟友以色列之間存在著戰略落差。華府考量的是全球布局、戰爭成本與政治後果，以色列則更直接面對伊朗帶來的安全威脅。當盟友對「何時打、打到什麼程度、何時停」沒有一致的答案時，美國的軍事優勢反而可能轉化為外交負擔。這也是伊朗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因為，只要美國、以色列與中東區域盟友的戰略目標出現落差，伊朗就不必正面擊破美國，只要等待對手內部分歧擴大。縱使是超級強權也有弱點，在武器補給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同時向盟友、市場、國內選民與國際社會交代戰爭成本，尤其是當美國總統川普已承認某些武器已出現低存量的問題，以及在這場消耗戰當中，民意和國會並不支持，以及尚不知道還要持續多久，甚至可能掉入對伊拉克和越南戰爭的泥淖長久戰。

荷莫茲海峽也是一面鏡子，反映出伊朗未必需要真正長期封鎖這條全球能源命脈，只要提高航運風險、保險成本與市場恐慌，就足以產生戰略效果。油價上升，首先承受壓力的未必是伊朗，可能是全球消費者、企業與美國政府。

這說明現代戰爭早已不是單純的飛機對飛機、飛彈對飛彈，而是軍事、能源、經濟、金融、供應鏈、外交與輿論的綜合較量。

此外，更大的問題在於「示範效應」。從伊拉克、阿富汗到烏克蘭，中小國都在觀察同一件事：面對軍事力量遠勝於自己的強權，是否一定要接受對方設定的戰爭規則？伊朗所展示的答案是「未必」。不對稱作戰、灰色地帶行動、分散式軍事能力與長期消耗，使得弱者可以把「不被擊垮」本身變成戰略成果。這不代表伊朗因此取得軍事勝利，也不見得代表美國失去超級大國地位。關鍵是，美國軍力的有效性開始不能只用摧毀多少目標衡量，而是必須用能否把軍事優勢轉化為政治結果衡量，以及戰略目標如何設定與中東和平長期化的區域穩定结果為衡量。

這是美伊衝突值得台灣關注的地方。現代戰爭的危險之處呈現出，誰的軍事能力有多強大未必是最重要的關鍵，但誰能迫使對方付出超過其政治承受能力的代價更是核心。強權足以攻城掠地，但若無法迫使對手改變政治意志，軍事勝利就可能停留在戰術層次上。因此，美伊戰爭的終局恐怕不是「誰打贏」，而是誰在定義「沒有輸」。

這場戰爭兩種戰略的不對稱性指出，美國至少必須證明如何快速結束戰爭；相對的，伊朗只需要證明自己無法被快速解決。換言之，一個必須贏，一個只要不倒下。當戰爭進入這種邏輯，時間本身就成為武器。

因此，對任何強權而言，最難對付的敵人，常常不是最強的對手，而是那個不願按照你的規則輸掉戰爭的敵人。簡言之，美伊戰爭給的啟示是，不是誰能擊倒誰，而是誰在重新定義「勝利」。

（作者為政治經濟觀察員）

來源：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809002901-26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