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靜玲專欄》折翼王子安德魯
艾普斯坦的案卷像潮水般翻湧,拍打著大西洋兩岸的權力岸堤。弔詭的是,與他有過交集的美國川普總統,最多僅承受輿論噪音;與艾普斯坦從未謀面的英國首相施凱爾,卻在政治風暴中舉步維艱。而真正被推到鎂光燈下的,是
江靜玲
艾普斯坦的案卷像潮水般翻湧,拍打著大西洋兩岸的權力岸堤。弔詭的是,與他有過交集的美國川普總統,最多僅承受輿論噪音;與艾普斯坦從未謀面的英國首相施凱爾,卻在政治風暴中舉步維艱。而真正被推到鎂光燈下的,是聲名狼藉的英國「折翼王子」安德魯。這不只是醜聞的餘波,更是一場民主的試煉。
美國建國兩百餘年,以三權分立自豪;英國則以議會至上、責任政治為傲。理論上,美國總統應受更嚴密的制衡,英國首相因握有多數席位權力更加集中。然而,現實呈現的卻恰好相反。
美國的彈劾制度落在柯林頓與川普身上,證明一件事,在高度極化的政治氛圍下,制度可以啟動,卻未必有效,彈劾成為動員工具,而非道德審判,只要基本盤穩固,政治風暴終會被時間沖淡。英國則不同,首相若失去黨內支持,權位瞬間動搖;議會制的優點是迅速問責,缺點是權力脆弱。但從文化層面上觀察,與美國相較,英國政治至少仍存有羞恥感──體面與責任尚未完全消逝。
不過,艾普斯坦案真正刺痛英國神經的,非首相進退,而是王室的裂縫。安德魯王子成長於特權核心,性格與行徑長期備受爭議。與艾普斯坦的往來使他成為英國王室負資產:頭銜被收回,軍銜被剝奪,公務角色終止,淪為350年來第一個被拘捕的王室成員。
這只是傷害的開端,因為問題不只在於安德魯個人,而在於「王室家族」這個概念本身。英國溫莎皇朝1917年誕生於戰火和動盪中,在皇權式微下,王室家庭成為凝聚民心的替代方案。君主立憲體制下皇室不再是權力的象徵,而是道德家庭的代表,是由儀典、傳統和神秘共同編織出的一種政治品牌。但品牌是有風險的,當王室成員成為醜聞主角,整個制度便被拖入審視。
查爾斯三世國王登基時,曾宣示要「精簡王室」,顯示他理解民意,但制度卻依舊未變,包括君主在法律上享有刑事與民事豁免、有限的王室財政透明度。「君王無罪」是一句古老格言,它曾象徵國家與法律的合一,如今卻顯得格外刺眼;當社會強調平等與問責,這種豁免權難免成為質疑焦點。英國君主制的力量向來不在實權,而在信任;一旦信任動搖,神秘便不再是魅力,而成為遮掩。
英國並未走到共和革命的邊緣,但這場危機提出了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否應收縮「王室家族」的公共角色,讓君主與直系繼承人履行憲政職能,其餘成員回歸私人身分?君主撥款是否改為議會核定的固定預算,由政府機構管理?王室成員是否應全面納入利益登記與審計制度?法律豁免是否需要明確界限?毫無疑問,皇室必須走向透明化。
與此同時,美國的情況同樣耐人尋味。當政治極化成為常態,制度再精巧也可能失效;當黨派忠誠超越羞恥感,問責機制便流於形式。英國的困境在於雖尚存有羞恥感,制度卻未完全現代化。艾普斯坦案像一面鏡子,照見兩種民主文化的裂縫。大西洋兩岸的對照,不只是政治體制的差異,更是公共倫理的分野。
折翼的王子,象徵一個以家族為品牌的制度正面臨信任赤字。君主制若要存續,不能僅靠歷史與儀式,必須建立在可監督的權力與可追問的責任之上。否則,當陽光終於照進宮牆,神秘消散之時,留下的將不只是裂痕,而是無法修補的大坑。
安德魯的命運,正把英國君主立憲推向前所未有的臨界點。艾普斯坦案的陰影和餘波,同時反射出大西洋兩岸政治制度和文化心態的對照─權力若無羞恥感,民主將失去靈魂;傳統若無問責制,象徵終將崩解。英國此刻的挑戰,不只是王室的未來,更是民主成熟與否的試煉。至於與民主靈魂漸行漸遠的美國,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来源:中時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