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AI時代的司法範式轉移(徐作聖)

柯文哲案的部法庭實錄,引發了社會的熱議,在真實證據與法庭雄辯的過程中,法案再度陷入羅生門,爭議焦點似乎也迷失了方向。當前司法體系頻繁陷入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輿論拉鋸。檢察體系與辯方律師在語言修辭、行政

海納百川》AI時代的司法範式轉移(徐作聖)
司法院

徐作聖

柯文哲案的部法庭實錄,引發了社會的熱議,在真實證據與法庭雄辯的過程中,法案再度陷入羅生門,爭議焦點似乎也迷失了方向。

當前司法體系頻繁陷入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輿論拉鋸。檢察體系與辯方律師在語言修辭、行政程序及政治解讀上的對抗,本質上是傳統行政官僚治理模式的遺留產物。這種依賴個人心證、語言詭辯與層級授權的模式,在自主智能(Agentic AI)與自主科學發現系統(ASDS)全面滲透的時代,已失去其治理的效能與合法性。司法體系的未來不再取決於法官或檢察官的道德自律,而在於系統主權的確立。

傳統法律治理的熵增困局

傳統法律實務高度依賴文字解釋與程序修辭。這種「法匠」模式在行政管理學中表現為典型的「代工邏輯」(OEM Logic)。法律從業人員在既定的行政框架下,負責解釋條文、拼湊證據,並以此向行政層峰獲取認可。當司法判斷偏離底層事實,轉而追求政治指標或個人功勳時,法律便淪為一種虛張聲勢的行政工具,也是被動式糾錯、防禦性邏輯「代工邏輯」的延伸。

從複雜性科學的角度視之,這種治理模式正處於高熵狀態。繁瑣的文書作業、重複的行政攻防以及缺乏邏輯一致性的自由心證,導致司法系統的運作成本不斷攀升,卻無法提供穩定的社會預期。官僚系統內部存在的「彼得原理」進一步惡化了此一現象,導致技術官僚在面對複雜的現代犯罪或社會矛盾時,傾向於使用道德修辭掩蓋專業能力的缺失。

本位智能與司法系統主權

自主智能時代的到來,核心在於實現「本位智能」(Ontological AI)及「自主推論」(Autonomous Inference)。這意味著司法系統將從被動的法條套用,轉向主動的事實發現與邏輯推演。本位智能及自主推論強調對底層現實的直接映射,是具備多維數據驗證的客觀事實。

系統主權的建立,要求將司法權力從「人的裁量」轉移到「系統的導航」。ASDS 的引入將徹底改變證據的處理模式。這類系統具備自主推理能力,能夠在海量資訊中識別出微弱的邏輯聯繫,並排除人為干預的噪音。

科學管理取代行政壟斷

司法體系的改革,必須從科學化及智能化司法體系開始。未來的司法改革必須揚棄代工思維,擁抱科學管理。這要求司法體系構建一個「熵減」(更結構性)的耗散結構,透過技術的精確性來抵銷官僚系統的遲滯。

首先,司法程序必須模塊化與去中心化。每一項指控與判斷都應視為一個獨立的邏輯單元,由自主智能系統進行一致性檢索與因果分析。這消除了傳統檢察體系中,透過語言辯難與情緒勒索來主導審判的空間。法律行為從一種「表演藝術」轉化為「系統科學」。

其次,司法治理需從行政邏輯轉向技術邏輯。行政體系下的「邀功文化」源於對層峰意志的依附,而技術邏輯則只對系統的邏輯完整性負責。當判斷標準確立於可驗證的科學邏輯之上時,法匠式的詭辯將失去市場,因為系統不會接受缺乏因果聯繫的修辭。

結語:技術治理的必然性

司法體系的轉型是全球技術治理大戰略的一環。從代工邏輯轉向系統自主推論,不僅是技術的升級,更是文明治理範式的更迭。自主智能時代不需要虛張聲勢的法律技術,而需要具備高度主權意識的智能系統。

唯有建立起以 ASDS 与配套智能工具為核心的自主發現與推理體系,司法才能擺脫行政附庸的地位。法律的公正將不該寄託於個別人員的專業背景或道德修養,而是內化於系統運行的每一行代碼與每一個邏輯節點中。這是從混亂走向有序、從官僚走向科學的必然路徑,同時也標幟了生態自然循環趨勢。(作者為化學博士、退休科管教授)

来源:中時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