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 體認臺灣重要性的英雄

從國民黨時代以來，施琅便不待見於臺灣，也難怪反敘事最激烈的地方就是在海峽彼岸。臺灣學者蔡相煇在二○○二年的評論可謂具體而微表達了這種看法：「施琅似從國家安全與臺灣百姓福祉立場來爭取留臺，但從日後施琅以督墾為名，聯合攻臺將領侵占田園、要求海外貿易船隻按船繳納每船二至三千兩銀、澎湖漁民年繳五百兩規費等事來看，施琅爭取留臺的真正動機還包含私人的經濟利益，非純然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三之三，摘自時報出版《青龍造》）

二十一世紀頭十年間，臺灣對於施琅的批判浪潮愈演愈烈，不時會出現對施琅的指控，說他假意效忠鄭氏，背地裡卻背叛明朝，剝削臺人以獲私利。這種批判立場與閩南地區盛行的反敘事相呼應，另一面則是鄭成功得到的讚譽，人們認為他的抗清不只高尚，而且充滿愛國情操。然而，臺灣的知識人也不是統統都在抨擊施琅。曾在美國任教多年的臺灣史學名家汪榮祖，說不定是第一位持正面態度重新評估施琅的學者。汪榮祖在一九八三年發表的〈中國沿海的安全與戰事〉（Security and Warfare on the China Coast），是這麼說施琅的：

施琅證明自己不只是卓越的指揮官，也是敏銳的戰略家與行政人才。無論人們如何淡化個人在歷史事件中的重要性，施琅都是攻臺行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堅定提倡對臺灣出兵。他對於海戰的知識與信心，是行動能夠落實的關鍵。鄭成功的確因為他變節投效滿人而無情處死他的父親與弟弟，但他之所以如此堅持，不只是為了報私仇而已。他深知臺灣對大陸沿海安全的戰略重要性，而這主要是因為他對這座島非常熟悉。

一九九○年代初，臺灣歷史學家周雪玉也呼籲以持平、沒有偏見的態度來評價提督施琅。周雪玉的論點與汪榮祖相仿，他認為施琅確實棄鄭投清，但應該要把他的行動放在讓大清維持對臺控制的戰略視野下來看，這也是他與同時代人不同之處。這樣的視角讓上述臺灣學者得以對施琅的角色與行動，做出不偏不倚且細膩的評價，體認到他不只是有能的軍事領袖，同時也是受到海洋世界影響的人物。

這種反敘事也包括地方上對施琅的重新評價。臺中施姓宗親會成員在宗親會網站與宣傳資料上積極維護他的傳承。宗親會在臺中地區策畫成立施琅紀念館，收藏與施琅生平、功績有關的豐富原始材料。他們還透過工作坊與紀念聚會來表彰祖先，突顯重新審視施琅歷史角色，保存更豐富的施琅敘事。臺南施姓宗親中的積極人士施鐘響發起籌設施琅將軍紀念館，座落在臺南的將軍區。紀念館精緻優雅，設計周到，以莊嚴的氛圍見證施琅的遺緒，說他推動了大清與臺灣的整合，以及這座島嶼的後續發展。館方避免用叛徒的標籤損及他的聲譽。這個機構揭露了臺海兩岸施姓宗親之間奇妙的互動。儘管兩岸政治分隔，但施琅遺緒卻仍然是家族的紐帶，成為一條跨越政治鴻溝的線索。

二○一四年，臺南六合境油行尾福德爺廟委員張天見提議蓋廟供奉施琅，就叫施琅廟。張天見接受媒體訪問，表示他認為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是屏障、保留這座島的關鍵，應該為此供奉他。他強調「若不是施琅上疏，康熙皇帝恐怕就會放棄臺灣，丟掉這塊無價的寶地」。張天見非但沒有抱持傳統上認為施琅是叛臣與變節者的看法，反而明確指出這位將軍對臺灣長久以來的貢獻。值得一提的是，預定的施琅廟地點距離延平郡王祠只有五、六十公尺遠。張天見沒有特別提到施琅廟跟延平郡王祠近在咫尺，但這個決定或許象徵了重新評價施琅遺緒的做法，是怎麼樣重新點燃人們對於這兩位清代名人歷史重要性的興趣。張天見的發言，代表有一群人不只體認到施琅維繫臺灣與中國關係的成就，更致力於探索他的影響力如何形塑這座島的本土認同。按照張天見的說法，施琅不只是代表大清併吞臺灣的將領，也是一位體認到臺灣重要性的英雄人物。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以及他隨後治理該島的政策，都讓他具有臺灣人的身分。總而言之，施琅的新地位不該看成來自北京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提倡的敘事造成的結果，而是根植於另類社群出現而帶來的本地（臺灣人）認同，是很明確的在地文化領域，也是從不同的觀點認可施琅貢獻的象徵性認同框架。

來源：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60727000732-26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