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從孤島自守到海洋定錨 台灣要走出南海迷障（林育賜）

林育賜

外交部長林佳龍表態「太平島當然是島，而且反對任何沒有台灣參加的國際談判或協商」，並不是國家最佳的戰略，而只是一種戰術上的偏安。圖為大陸海警在南海對菲律賓船隻採取水砲噴射等驅離措施。（路透）

當前風高浪急的南海，台灣的處境顯得荒謬而孤寂。外交部長林佳龍於7月22日表態「太平島當然是島，而且反對任何沒有台灣參加的國際談判或協商」。然而，僅僅滿足於「太平島不失島格」的防守心態，並不是國家最佳的戰略，而只是一種戰術上的偏安。

一、政治焦慮下的自我噤聲。當前執政當局在處理南海論述時，最深層的焦慮始終是一旦強調U型線或歷史性水域，是否會在法理邏輯上與北京的九段線融為一體？這種為了在政治上與中共劃清界線，寧可將國家長遠的海洋戰略與歷史縱深當作政治祭品的做法，導致了台灣在南海論述上的全面噤聲。當周邊聲索國一邊按慣例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卻仍不忘在海上寸土比較、捍衛自身利益時，台灣卻為了不被一個中國原則所淹沒，自己先把論述的大門關上，連在國際上發聲的底氣都被自身的政治焦慮給剝奪了。

二、拒絕開談前先自廢武功的短視。當年《領海及鄰接區法》草案一讀會時，我國的法理立場是：「國際間反對的並不是歷史性水域，而是南海中島礁的主權問題……至於領海以外的部分，由於當時專屬經濟區與鄰接區觀念尚未出現，歷史性水域是用來解釋領海以外水域法律地位不得不用的一個名詞。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們國家的行為表意，在長久以來有其連貫性及一致性，並增加我們的談判籌碼。」

然而，無論將U型線內界定為歷史性水域或僅將其線定義為島嶼歸屬線，我政府總因政治戒心而不敢盡情擁抱。放眼國際海洋法發展史，許多海洋國家如印尼、菲律賓，當年也曾提出被大國認為是荒謬的「群島水域」主張，卻透過數十年不懈堅持最終納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現行公約縱然尚未明文納入U型線，但只要是對我國南海整體權益有所助益的論述，焉有在開談前就自廢武功的道理？

三、直面南海仲裁，以法理迎戰衝擊。2016年南海仲裁案最核心的衝擊有二：一是以未在U型線內水域內行使主權為由，否定其歷史性水域地位；二是要將太平島貶低為不得主張專屬經濟區的「岩礁」。

面對這種企圖剝奪我方權益的裁判邏輯，我們更需要以歷史性水域的法理本質正面迎戰。歷史性水域本身沒有問題，而1982年海洋法公約之所以未加定義，是由於其本質需靠長期的歷史實踐來形塑：若長期視同內水、領海或對自然資源行使主權權利，即對應不同的海域管轄。正因為仲裁庭在太平島格上對我們做了極不公正的打壓，我們才更應主張U型線，並利用史料證明，即便在當時對此水域不構成全面排他性主權，也絕對是一種對周邊自然資源行使管轄權內的主權權利，絕非僅是享有公海自由。

四、務實的法理錨點與生存空間。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台灣目前的管轄權無法無限延伸到U型線的最南端；若硬要把有限的國力配置到廣袤的南海水域，將是過於理想化的政策目標。那麼，這條歷史留下的線，對今日的台灣究竟剩下什麼意義？

海洋國家生存之所繫，除在於有足夠大的管轄海域能養護、管理、探勘、開發海洋資源，據以維持海洋從業人口及發展海洋相關產業，而這就必須透過法律主張與周邊聲索國進行務實的協調。正因如此，這條歷史留下的線對今日的台灣而言，絕非不切實際的實質統治範圍，而是確保我們得以與周邊對話、立足談判桌的現成法理錨點。

在國際政治的冷酷現實中，小國沒有憑空發明整套秩序的本錢，我們需要藉助既有的法律主張，來支撐台灣在南海地區的最低限度生存。U型線之所以對台灣依然具有價值，絕不是因為它讓我們幻想成為南海霸主，而是因為它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王牌--它確保了台灣在面對複雜的南海爭端時，有資格穩穩地站在談判桌邊，而不是在國際棋盤上被直接邊緣化。

五、結語：拒絕向荒謬仲裁俯首稱臣。南海權益的維護，靠的是法理與論述交織的面，絕非僅靠孤懸於海中的太平一點。當我們滿足於只要「島格在面子就在」，其實裡子卻已自廢武功，任由國家向外發展的生存空間與產業根基一點一滴流失。U型線作為歷史上的主張，進可主張線內為歷史性水域，退可主張其線為島嶼歸屬線，正是台灣作為海洋國家無可替代的法理資產與縱深。在國力有限的現實框架下，我們追求的絕非空洞的主權宣示，而是如何務實地利用這張歷史座標，確保我國從業人口的權益、海洋資源的永續，以及科研航道的暢通，在激烈的地緣競逐中卡住一個不容被忽視的生存利基。

台灣需要的不是一味地對U型線噤聲，而是將之化為拒絕向荒謬仲裁與地緣政治俯首稱臣的最強底氣。

來源：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726001542-26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