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頂大資工去國文化 台灣AI自主體系的崩解（徐作聖）

徐作聖

國內數所頂尖大學資工等系組宣布招生不再參採學測國文成績。這項看似順應產業分工、減輕學生負擔的調整，實質上反映出台灣高教與政策制定者長期「重操作、輕本體」的淺碟思維。決策者將語文能力狹隘簡化為背誦死記的工具，完全忽視語言正是邏輯推演與複雜認知系統的根本。

用系統論的術語來說，這種做法讓台灣科技發展陷入「無內生性的外生性」困境。在經濟學中，「外生」指由外部給定的條件，「內生」則是系統內部自我演化、強化的能力。台灣長期習慣引進外部給定的技術工具，卻失去自身知識本體的內生演化能力。台灣將國外的開源框架、人工智慧模型視為現成工具，認為只要培養學生熟練調用就能勝出。缺乏本土文化底蘊與語言邏輯作為內部驅動力，外部技術引進始終只是一次性消耗，無法沉澱為系統內部的創新結構。這種碎片化模式在過去硬體代工時代靠成本優勢維持，但在人工智慧時代，直接導致系統性的依附。

高教決策者之所以砍掉國文參採，根源在於對語言本質的認知謬誤。自然語言並非單純的溝通符號，它是人類進行邏輯推演、語意建構的底層代碼。回顧全球頂尖科技突破，無論是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發展網際網路，或是OpenAI推動大型語言模型，其核心突破皆植基於認知科學與語言學的跨域碰撞。

人工智慧革命已從單純的軟體工程，演進到需要強大跨學科假說構想與嚴密邏輯敘事能力的階段。沒有精密語意與符號邏輯的支撐，演算法無法進行高階抽象推理。國文與深厚的語言訓練，正是培養這類高階認知與符號思維的關鍵過程。在人才篩選源頭放棄對語言邏輯的考核，釋放的錯誤訊號直接引導高中教育偏廢人文底蘊，批量生產出僅能調用西方既有工具的「代碼民工」，無法孕育出能定義問題、建構頂層架構的科技領袖。

破解這個困境，必須跳脫單點技術思維，理解「文化、治理、智能」三者深度耦合的現實。真正的智能國力絕非單一技術指標的堆疊。文化提供系統演化的知識本體，深厚的語言訓練賦予人工智慧理解複雜語境的能力。治理提供頂層架構設計與資源分配法則，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備全局觀，設計出促進產學研閉環生態的制度。智能則在文化提供的語意基礎與治理提供的架構約束下，發揮運算能力推動實質突破。這三者產生共振，文化為智能注入方向，治理為智能建構自主生態。

這種知識系統與基礎研究的缺失，在國際對比中更為顯著。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曾多次強調基礎研究對國家科技家底的決定性作用。以2024年數據為例，中國大陸研發經費達3.63兆元人民幣，但基礎研究經費僅佔6.88％；相對地，美國基礎研究佔比常年維持在15％以上。今天全球使用的網際網路、衛星定位與新型疫苗，全數來自數十年基礎研究的沉澱。美國勞倫斯利弗莫爾實驗室在核聚變點火上的突破，同樣展現了超長週期基礎研究的威力。

華為近年面臨外部制裁時，被迫全面回頭啃晶片EDA工具、光刻技術與鴻蒙底層架構，創辦人任正非因而多次呼籲加強數學、物理等基礎科學人才培養。這個案例清楚顯示：手裡沒有原始創新的硬貨，僅靠調用外部工具，隨時面臨斷供風險。台灣政府宣稱推動供應鏈導向的主權AI，卻缺乏自主系統的閉環生態，這正是治理維度的缺失，導致文化被邊緣化，讓智能淪為西方技術生態系的附庸。台灣科技發展長期習慣於後進式移花接木的代工思維，極度缺乏對底層知識論與頂層架構的反思設計能力。

在文化、治理與智能交織的現代科技博弈中，缺乏底層知識反思的代價是喪失國家智能主權。高教當局與科技政策主管機關持續以工具化導向治理教育，不僅無法縮短產學落差，反而暴露台灣在智能科技布局上的致命盲點。沒有語言、語意與文化作為知識系統的支撐，科技立國便缺乏縱深。面對全球大國在智能自主上的激烈博弈，台灣高教界必須檢討這種捨本逐末的招生操作，回歸知識本體與系統思維，為台灣奠定真正的智能自主與永續競爭力。

（作者為退休科管教授、新興產業評論、TAIA專欄作家）

來源: 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1028002596-26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