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後川普時代美國正走向「國家利益型帝國」（吳芳銘）
歷史往往不是在選舉結果揭曉的那一刻改變，而是在一個國家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的時候。川普（Donald Trump）的歷史地位，或許已不只是美國總統，而是終結冷戰後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代表人物。以「美國優先」（America
吳芳銘
歷史往往不是在選舉結果揭曉的那一刻改變，而是在一個國家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的時候。
川普（Donald Trump）的歷史地位，或許已不只是美國總統，而是終結冷戰後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代表人物。以「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打破共和黨數十年奉行的自由貿易、全球介入與建制政治，也讓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從一場競選口號，演變為改變美國政治版圖的新保守主義運動。
但是，決定MAGA能否開創時代，而非曇花一現政治現象的人，未必是川普，而是副總統范斯（J.D. Vance）與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因為任何革命最大的挑戰，不是推翻舊秩序，而是在革命成功後建立新秩序。2016年興起的MAGA，是反全球化、反非法移民、反政治菁英與反文化自由主義的政治聯盟；2026年的MAGA，則必須回答更困難的問題：當革命者成為執政者，美國究竟該如何治理？如何重新定義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
今天的MAGA早已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經濟民族主義者、宗教保守派、科技民族主義者、財政保守派、藍領工人與傳統共和黨建制力量共同組成的複合型聯盟。共同敵人仍在，但共同利益開始分化。
近一年來，共和黨內更出現值得注意的「後川普化」（Post-Trump MAGA）現象。部分曾是川普最堅定支持者的保守派評論人士、企業支持者及部分MAGA選民，除了退出支持川普，另外也開始思考：如果這場運動始終依賴一位領袖的個人魅力，它是否具有長期執政能力？
這問題的背後並非背離川普，而是希望MAGA從「川普的運動」，轉變為「共和黨的新國家戰略」。
這代表共和黨正在從「支持川普」逐步走向「支持MAGA理念」，領袖個人與政治路線開始分離，也讓新一代政治人物擁有更多歷史空間。
其中，范斯與盧比歐，正是代表共和黨兩股最重要的新勢力。范斯主張經濟民族主義，強調製造業回流、供應鏈重組、限制對中國關鍵產業依賴，以政府政策扶植戰略產業；盧比歐則更重視國家安全、盟友體系及亞太布局，認為美國仍必須維持全球領導地位，才能確保自身利益。
兩人的差異，不只是政策路線，更代表共和黨正在思考一個根本的問題：美國究竟應該成為一個「降低全球承擔、專注國內重建」的強國，還是「重新設計全球秩序」的超級強權？答案，很可能藏在三場戰爭之中。
俄烏戰爭看似歐洲戰場，實際上卻是美國霸權可信度的考驗。若美國降低支持，將可能削弱盟友對其安全承諾的信任；若持續投入，又可能消耗國內財政與戰略資源。這正是MAGA內部最大的路線分歧，到底該有限度地介入，還是維持全球威懾？
中東局勢同樣如此。美國聯手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伊朗支持的區域武裝力量，以及紅海航運安全等問題，如今已讓美國難以真正抽身。共和黨一方面希望結束「無止境戰爭」，另一方面又必須維護以色列安全、確保能源與航運秩序，兩者之間存在難以消除的張力。
尚且，俄烏與中東，其實都只是更大棋局的一部分，決定當下世界格局的，是中國崛起。
今天，美國對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科技、稀土、能源及供應鏈的布局，已經超越單一層面的經濟政策，而是一場科技、產業與國家安全等多層次捆綁的全面競爭。諸如：關稅不再只是保護市場，而是重塑供應鏈與產業安全；晶片不只是商品，而是國家戰略資產；AI競賽更直接關係未來軍事、金融、產業與外太空的主導權。
其實，范斯與盧比歐並非共和黨內兩條彼此競爭的路線，而是美國重建全球領導力的兩個支柱。范斯思考的是透過產業、科技與經濟安全厚植國力，「美國如何重新變得強大」的問題；而盧比歐則回答「強大之後，美國如何領導世界」——透過外交、盟友體系與戰略布局維持國際秩序。
如果川普代表的是打破舊秩序，那麼范斯與盧比歐，或許正共同勾勒出後川普時代共和黨的新藍圖，一個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以科技實力為基礎、以戰略聯盟為延伸的新美國。
如果冷戰時代，美國依靠軍事與美元建立霸權；全球化時代，美國依靠自由市場與跨國資本維持領導；那麼今天的新時代，美國競爭的核心，已轉向科技實力、供應鏈控制與國家安全。這指出，美國正在完成一次深刻轉型，從「自由主義帝國」走向「國家利益型帝國」。
過去，美國相信自由貿易能創造共同繁榮；今天，美國更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過去，美國鼓勵全球資本自由流動；今天，美國積極限制關鍵技術出口，推動友岸外包、產業回流與戰略補貼。無論執政者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這種趨勢都已難以逆轉，只是速度與方法不同。
相較之下，民主黨正面臨另一項挑戰。共和黨已逐步形成范斯、盧比歐等新世代梯隊，而民主黨仍在尋找能同時整合進步派、溫和派與中間選民的新領導核心。若無法完成世代交替，共和黨未來在人才布局與政策敘事上，可能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因此，美國未來真正的競爭，早已不是川普與民主黨之間的對抗，而是兩種國家治理哲學的競逐：一種延續冷戰後自由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另一種則以產業、安全、科技與國家利益為核心，重新定義美國在世界中的角色。
范斯與盧比歐之爭及其歷史使命，也不是成為另一個川普，而是證明MAGA可以不依賴川普，依然成為一套可持續的治國理念。唯有完成從「領袖政治」走向「制度政治」的轉型，MAGA才可能從政治運動升格為新的國家路線。
未來數年，美國總統之爭表面上是白宮權力的更替，實際上卻是一場關於世界秩序的戰略選擇。值得觀察的，不只是誰將入主白宮，而是美國是否完成從自由主義全球霸權，走向以國家利益、科技競爭與戰略安全為核心的新治理模式。
如果川普改變了共和黨，那麼未來能否改變美國；而美國的改變，又是否將重新定義全球秩序，才是真正值得世界關注的歷史命題。
（作者為政治經濟觀察員）
來源：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805005029-262110
